二審答辯狀范文
答辯狀是被告人依法享有答辯權的其中一個體現。在現在的社會生活中，我們很多事都會在法庭上解決，開庭前都會預先做好答辯狀，下面是云范文收集整理的二審答辯狀范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答辯人：倪xx，男，××年×月×日出生，漢族，住××，系杭州市下城區××客運社業主。
答辯人現就上訴人的上訴觀點提出如下答辯意見：
首先，答辯人認為，本案是一起受全社會高度關注的民事案件，一審判決無論是程序還是實體都完全合法，并不存在著上訴人所述的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錯誤。
下面，就上訴人在上訴狀中所提出的三點理由，逐一答辯如下：
一、關于勾某實施的侵權行為是否為履行職務的行為，以及是否與其履行職務具有“內在聯系”的問題
上訴人認為，犯罪分子的殺人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有“密切的直接的聯系”。甚至認為，“勾海峰的侵權行為，是一種典型的職務行為”，“至少與履行職務有內在聯系”(在上訴狀第3頁第3行)。
答辯人認為，上訴人觀點完全不能成立。
第一，勾某的侵權行為并非其履行職務的行為。上訴狀稱“勾海峰的侵權行為是一種典型的職務行為”，這種觀點不僅讓法律人吃驚，更讓整個出租車行業乃至整個社會震驚。
因為，勾某的侵權行為表現為行兇殺人，而其履行職務行為只能是運送顧客，作為雇主授權或者指示范圍的經營活動也只能是運送顧客。如果說出租車駕駛員剝奪他人生命這種犯罪行為被理解為是出租車駕駛員典型的職務行為，那么，豈不意味著殺人行為也被當然地包含在出租車司機的職務工作之中了嗎。顯然，這種觀點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更言之，勾某殺人的侵權行為不可能成為一種典型的職務行為!
第二，勾某的殺人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不存在內在聯系。上訴人所說的“密切的直接的聯系”也并非法律(司法解釋第九條)所界定的“內在聯系”。
所謂的內在聯系，是指事物之間的必然的、本質的、規律性、固有的聯系，而非偶然的、表面的、非本質的聯系。答辯人承認本案兇手侵權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有一種外在的、偶然的、事實上的聯系，但絕不存在一種內在的聯系。
通俗一點講，勾某作為駕駛員，其履行職務的行為就是駕駛出租車運送旅客，該行為與其殺人的侵權行為之間，難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或者說本質的、規律性的、必然的聯系嗎?!若果真如此，還有誰敢坐車?誰敢開車?誰敢雇傭駕駛員?!這是從普遍意義上看。
再從本案的事實看，勾某殺人、盜竊的行為與其履行開車送客的職務行為之間何來本質的、必然的、規律性、固有的聯系?!受害人遇害既非勾某車輛故障所致，也非車禍意外所致，也非為車主牟利所致，更不是為了完成其雇傭活動的客觀需要所致，而是純粹的勾供詞，而勾海峰的供詞要么沒有任何佐證，要么已經在刑事案件中的法庭調查中被證明與事實不符。據此論證，顯然不足為據。
例如，上訴狀中稱：“吳晶晶在遭受驚嚇后，要求勾海峰開慢一點、穩一點”;“結合自己(勾海峰)幾天前的車禍已花了10000多元仍未處理號以及自己這幾天與女友吵架等不良心情”;“車門無法打開，致使吳晶晶在車上繼續‘嘮叨’”，以及“勾海峰又強行伸手欲將吳晶晶從車上拉下，遂發生扭打”等。這些描述均缺乏事實依據和證據佐證。而且，勾海峰的供詞中對受害人的描述諸多地方與受害人的家人、親戚以及同學對受害人的言談舉止評價恰恰相反，也從側面表明勾某供詞的不可信。至于社會上對本案事實的各種敘述都無法否認經過質證而認定事實。
可見，上訴狀將已被法庭調查否定的事實以及無任何證據為佐證的兇手單方的供詞作為支持其上訴觀點的依據，顯然其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此，依照上訴狀中所描述的四個事實無法得出“駕駛員服務行為導致吳晶晶被害”的結論，進而也否定了勾某殺人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之間存在內在聯系。
二、關于雇主責任的法律理解問題
第一，雇主責任的確屬于替代責任，且不以雇主是否有過錯為要件，但并非如上訴人所說的“雇主即等同于雇員”，也不能簡單地說“雇員侵權就是雇主侵權”。畢竟，雇主和雇員具有相對獨立性。正因如此，法律規定雇主替代雇員承擔責任，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即“從事雇傭活動”。
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從事雇傭活動’，是指從事雇主授權或者指示范圍內的生產經營活動或者其他勞務活動。雇員的行為超出授權范圍，但其表現形式是履行職務或者與履行職務有內在聯系的，應當認定為‘從事雇傭活動’。”
上訴人將雇員的侵權行為無條件地等同于雇主的侵權行為的觀點，與現行我國法律規定不符。
第二，上訴狀用雇主理論中的“利益歸屬原則”來論證雇主應當替雇員承擔責任，但必須注意的是，該觀點的前提是：雇員只有構成“從事雇傭活動”發生的侵權，才談得上雇主承擔替代責任。然而，前述觀點已經充分證明勾某的侵權行為不是履行職務，也與其履行職務無內在聯系，不屬于“從事雇傭活動”的情形。
如果上訴狀中所述的雇員行為等同于雇員行為的觀點成立的話，那么被上訴人就不是簡單的民事侵權人了，而是地地道道的犯罪分子了。因此，雇主責任作為替代責任必須考察其適用的條件。
三、關于被刑事判決否定的事實是否能成為本案認定的事實
第一，刑事判決、裁定對“勾海峰上訴稱其因服務態度及車費問題遭被害人辱罵、雙方發生激烈沖突而殺人”明確認定“不僅沒有證據證實，而且與本案實際不符”，而不是象上訴人所稱的“事實未予確認”。如此明確的認定，難道還不足以將該因車費及服務態度而引起殺人的事實予以排除?!難道民事案件就可以無視法律事實嗎?!相信所謂的民事證據高度蓋然性原則不可能是指將已經證明了的事實予以相反解釋的論理。
第二，上訴狀始終把兇手勾海峰的供詞當作十分可靠的證據，并且認為，勾海峰在審查起訴、法院審理過程中，“均有穩定的供述，’而且引用勾海峰的話來佐證：“至今天這個地步了，沒有必要說假話”。事實真的如此?兇手勾海峰究竟有沒有說假話?是否真的可信?例如，省高院(xxx5)浙刑一終字第167號刑事裁定書查明：勾海峰稱其與吳晶晶發生激烈爭吵，吳晶晶大聲指責他，后兩人又發生互打。結果，無論是證人證言還是受害人的平時一貫的為人出世，及其尸檢報告都勾的供詞不符。而且，從常理看，勾某在犯罪后，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責，避免法律的嚴懲，從而將其犯罪行為的原因推給受害人，從而造成一種受害人也有過錯的假象。為此受害人的親友、同學也在不同場合對勾某口角之爭提出過異議。答辯人認為，相比于勾某的單方供詞，此種觀點更具真實性。
第三，上訴狀認為，“從民事審理的角度出發，當事人的‘自認’就足以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而無需其他證據加以證實”，“且可以自愿承責換取裁判結果”。這個觀點顯然混淆了本案與刑案當事人的主體身份。上訴狀的觀點違背了一個基本事實——勾海峰不是本案的當事人，何來民事審理中的“自認”?又如何“自愿承責”?
綜上所述，勾某殺害他人生命的犯罪行為，不屬于“從事雇傭活動”。它既不屬于被上訴人雇主授權或者指示范圍內的生產經營活動或者其他勞務活動，而且，其外在表現形式也不屬于履行職務的行為，其與履行職務行為之間也不存在內在聯系。上訴狀中所述的事實僅以兇手勾某的供詞為依據，且與事實以及法院生效判決裁定不符，更不屬于自認。因而，一審判決是正確的。
鑒于以上事實與法律，敬請二審法院依法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此致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答辯人：倪xx
代理人：吳xx唐xx
xx年九月八日
xxx年十二月三十日